青青久视频,91精品综合,国产欧美日韩视频在线观看,免费在线中文字幕

院士簡介：

郭予元，男，1933 年出生于上海，著名農業昆蟲學家。1953 年畢業于北京農業大學植物保護系。2001 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曾任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所長，農業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植物病蟲害生物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科技部“攀登計劃”植物保護項目首席科學家，“973”計劃專家顧問組成員，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植物保護學會副理事長等。現為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研究員。先后主持研究棉鈴蟲預測預報及綜合防治、農作物主要病蟲害、農田草鼠害綜合防治等，承擔國家和省部級重點科研項目30 余項。“我國棉鈴蟲地理型組成及兼性遷飛規律”等研究成果先后獲國家科技成果獎3 項、省部級科技成果獎7 項，共發表科研論文300 余篇，出版科技專著22 部，譯著2 部。1990 年獲農業部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稱號，1991 年獲政府特殊津貼，1996 年獲國家“八五”科技攻關有突出貢獻個人榮譽證書，2001 年被評為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2002 年獲中組部等四部委授予的全國杰出專業技術人才稱號。

他以國家的需要為己任，干一行、愛一行、鉆一行，他不為名利、地位誘惑所動，面對壓力愈挫愈強，他用自己的成就和貢獻詮釋了50多年前給自己定下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改變祖國農業落后面貌而奮斗的目標。  

一位農學家的情懷 ——記中國工程院院士 郭予元

在科學研究的道路上，沒有平坦的大路。每一項成功的取得都要付出辛勞、傾注心血、克服艱辛，郭予元在農業科技戰線上獲得成果的經歷，清晰地證明了這一點。  

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1953 年9 月的一天，天高云淡。一輛破舊的客運敞篷大卡車，顛簸在陜西西安到寧夏銀川的公路上，揚起了陣陣塵土。一位身材高大濃眉大眼的男青年，擠坐在車后面，用充滿好奇的目光急切地向遠處田野張望著，臉上帶著興奮緊張的神情, 這是他第一次來到大西北。他叫郭予元，還未滿21 歲，是畢業于北京農業大學的一名高材生，此行是奔赴他主動報名要為祖國建設貢獻力量的地方——大西北的寧夏。

他認為：自己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大學生，為新中國、為黨爭光，哪里艱苦到哪里去，就是自己的志向。 

1933 年，郭予元出生在一個多子女家庭，幼時因父親破產，又遭上海淪陷，日寇鐵蹄踐踏黃浦江兩岸，家里的生活每況愈下，只能靠變賣東西維持。內憂外患的雙重壓力，使得他從小就懂得了人生的艱難，知道了國家貧窮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人窮志不窮！郭予元暗下決心：一定要在學習上取得好成績，長大后報效祖國，讓自己的祖國強大起來！在上海讀高中時，連續3 年6 個學期他都是年級第一名，對此學校免收了學費，同時他也養成了在艱苦條件下刻苦讀書的好習慣。1949 年，上海解放了，郭予元迎來了自己一生中難忘的秋天——他一口氣報了5 個名牌大學并被全部錄取。他選擇了清華大學昆蟲系，后因院系調整，清華大學昆蟲系和其他一些院系合并成為北京農業大學，由此他成為一名農業大學的學生。

從清華到農大，他不大情愿但又無可奈何。可經過學校對新生的入學教育，尤其是當他下鄉實習，看到漫天的蝗蟲瘋狂地吞食著莊稼；看到災農在因蟲害絕產的田頭落淚，甚至在地頭點香求神驅蟲的時候；當他在農民的土炕上，聽他們講對擺脫貧窮能吃上飽飯的渴望之時；當他坐在寬敞明亮的農大教室里聽國內一流的農業學者劉崇樂、陸近仁、胡秉芳等先生授課的時候；當他一遍又一遍讀革命史，為先烈們的事跡而感動的時候……他的思想也悄然發生了變化：既然已經上了農大就要負起責任，要為發展祖國農業科學而奮斗。他懂得了一個企盼國家獨立富強的青年就必須要肯為建設新中國而奉獻自己。從那時起，他變了，他變得愛上了農大、愛上了農學、愛上了植保專業，他聰明好學，刻苦勤奮，成績優異。“既然不能去抗美援朝流血保衛祖國，就應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建設祖國”。在畢業志愿表上，一直為沒能夠參軍到朝鮮前線而遺憾的郭予元寫下了十個大字——“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就這樣，他義無反顧地奔赴了當時交通不便貧窮落后的寧夏。  

分配給我的工作就是我的陣地

“牛車來嘍，買水嘍。”“水牌呢? 你交了幾個水牌？”在一陣吆喝聲之后，幾個年輕學生模樣的人把一桶桶水提進了小平房。

“快看書吧，要不又該停電了……”，“這發電機太老了，比我爸歲數都大。”小平房里省農技推廣站的幾個小年輕在議論。

這就是1953 年的寧夏銀川。當時的寧夏，還沒有成立自治區，銀川是省會，可這里沒有一條柏油路，沒有一座樓房，連省政府都是幾排平房，城市規模就像內地的一個小鎮；吃水靠牛車送，發電機還是清朝留下來的。郭予元被分到了省農技推廣站，報到后被派下鄉蹲點，當時沒有公交車，近靠步行遠騎單車，帶上行李用具土路上一騎就是百多公里，連屁股都磨出了泡。他吃住在農民家里，白天下地了解病蟲害的情況，向農民學習，也向他們推廣防治技術；晚上在油燈下帶著問題查書找答案，邊干邊學。在田間地頭、村院農舍經常能看到他的身影，生活工作條件雖艱苦，但得到農民的認可和信任，初戰告捷。冬季回到推廣站，在小平房做實驗，研究病蟲害是怎樣發生、怎樣防治的，寫報告、寫總結、辦培訓班、參加各種政治活動還附帶著學外文……這個上海小伙子有著使不完的精力，從不叫苦叫累，站里領導和同事對他都很滿意。

最讓他難忘的是對稻瘟病的防治。寧夏作為引黃灌區，水稻是主要農作物之一，稻瘟病連年大發生。為了研究這種病的防治方法，1955 年調他到農業試驗場，單槍匹馬挑大梁，負責這個項目。他常常在水田里一泡就是四五個小時，稻田里施的羊糞在烈日下發酵，使他的腿上長滿了膿包，當地人叫羊糞疙瘩，遠看像是穿了一雙黃靴子，刺癢難熬。可他“穿著一雙黃靴子”愣是每天走十多個田塊觀察病情，并定時更換病菌孢子捕捉器上的載玻片；搞盆栽、查文獻，到氣象站查資料分析天氣與病情變化的關系，自學統計分析，最終用辛苦換來了出色的成果：他能用7 月的雨量與雨日較準確地預測8 月份稻瘟病發生的程度，做出了用前期葉瘟病情較準確預測后期穗瘟病情的預測模型，提出了高效控制稻瘟病的藥劑防治技術規范。因出色的工作表現，他被省里推薦參加了稻瘟病考察團去全國主要稻區考察。

說起寧夏科研，他另一個出色的成果是對小麥上發生的麥種蠅和其他一些疾病的防治，為此他選中了1958 年寧夏成立自治區時新劃入的西海固地區進行研究。在這個寧夏最窮的地方，他一扎就是幾年，終于搞清了這種蟲害的發生規律并找到了控制其危害的方法——用辛硫磷拌種，一舉解決了這個問題。此外，將大面積小麥腥黑穗病病穗率大幅壓低、消滅豌豆象蟲、控制楊樹上的腐爛病等，都是他辛勤勞動的成果。

郭予元是勤奮的，也是聰明的。因為他勤奮，很多苦活難活都讓他干，這也使他在艱苦的磨練中逐步成長起來。因為他聰明，很多崗位他邊學邊干都能夠勝任，且干一行愛一行。在寧夏29 年半，他當過農技推廣員、技術員、農校教師、農學院教師、植保所所長。他關注幾乎所有寧夏農林作物的重要病蟲害，教過中專植保范疇所有的專業課，多數都是自編教材。由于他總是被調來調去，崗位常變，有人惋惜：“領導把你當萬金油了，哪兒需要往哪兒抹，怎么能出大成績？”對此，他只是淡淡地一笑：“生產上要解決的問題太多了，事兒都得有人干，分配給我的工作，就是我的陣地。”就是靠著這種甘當“萬金油”的精神，他在寧夏的科研工作碩果累累，獲得過3 次寧夏科技獎，因為對寧夏農業昆蟲調查和有關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和合作者還獲得了1978 年全國科學大會獎和寧夏回族自治區科技進步二等獎。

生活上的苦累、工作上的困難還不是他最難應付的，讓他最難忍受的是由于他有4個哥哥姐姐在海外，那個年代他自然被列為控制使用和審干對象，政治上受到歧視。1955 年在業務場長的支持下他報考了北京農業大學（現中國農業大學）的研究生，前腳場長給報了名后腳書記就給學校發函“此人歷史未做結論不宜錄取”。運動一來，他不是“白專典型”就是“拔白旗”的對象，挨批判是少不了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首當其沖和妻子都成了被“專政”的對象，幾次被抄家。在他的經歷中曾有過一件挨斗的往事：那是一個風高月黑的夜晚，他白天剛扛過70 多包稻谷，帶著一身的疲倦和汗水回到家中，還沒端起飯碗，就被人叫去開會了，一進會場，他大吃一驚，原來今天被批斗的主角竟是自己！口號陣陣，有人說他是毒蛇，有人說他是牛鬼蛇神，還有人狠狠地踢了他兩腳……無奈之下他也只好跟著喊起口號，可直到批斗會結束，他也沒搞清楚自己到底有什么問題，錯在哪。像這樣的荒誕鬧劇在那個年代是經常發生的，他已經是見怪不怪了。他相信“人禍”長不了，黨和國家正遭受的劫難是暫時的。他不管多么亂，都是該干什么干什么，偷偷看文獻，偷偷搞翻譯，搞田間調查，為科普小報寫稿，什么都干。“絕不能讓光陰白白浪費掉。國家要我們向科學進軍的春天一定會再來！”這就是郭予元的心聲，這就是一個正直的農學家在那個年代仍堅定不移的信念。

射手的美名是由于他的目標

幾番風雨、幾度春秋，一轉眼時光到了1982 年。冬天，在北京刺骨的寒風中，從火車站走出了已擔任寧夏農科院植保所所長近4年的郭予元，身邊是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從1953 年倆人離開北京已近30 年了，此刻重返北京，他們的心情無疑是十分激動的，但同時又感到了沉甸甸的壓力。是老專家吳福楨慧眼識英，把郭予元調到了急需人才的中國農業科學院植保所。在有的人看來，從寧夏小科研所一下調到中國的權威大機構是一步登天，可在郭予元看來，卻是重任在肩，他還是抱著甘當“萬金油”的想法，哪里需要往哪抹。基調室、麥蟲室、棉蟲室……用他自己的話講，恰似排球場上的自由人，什么位置需要，就立即上場，干一行鉆一行。從1983 年起直至20 世紀90 年代初期，他幾乎每年都有3~4 個月下農村基層，他總是能結合實際提出科研思路。棉鈴蟲是我國棉花的最主要害蟲，每次大爆發都會使全國棉花減產二三成，經濟損失在百億元左右。由于寧夏基本上不種棉，他50 歲已過才開始研究棉鈴蟲，憑著頑強的毅力和多年基層科研工作的經驗，帶領著一個課題組，幾年后解決了棉鈴蟲防治中的重大難題，一舉拿下了農業部科技進步二等獎和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他們的科研成果“新鄉示范區控制棉鈴蟲猖獗危害配套關鍵技術”，在1992 年棉鈴蟲特大爆發期大顯神威，不但使重災區新鄉縣示范區內3 000 多公頃棉田免受棉鈴蟲猖獗的危害，達到平均畝產皮棉70 公斤以上，成為全國在棉鈴蟲爆發年份成功控制其危害的防治典型，而且直接推廣應用到冀、魯、豫、陜等棉花主產區后，在47 萬公頃棉田中成效顯著。為這項技術推廣應用，他和同事們還培訓了數千名農技骨干，出版了多本有關棉鈴蟲防治的學術專著和科普讀物，制作了多套科普幻燈片錄像，使廣大棉農從中受益。更為重要的是，通過這項研究，郭予元和他的課題組還配合農業部農作物病蟲害測報處制定出《全國棉鈴蟲預測預報及綜合防治技術規范》，從此使棉鈴蟲預測預報及綜合防治有章可循，改變了過去只靠打藥的傳統防治思路，使棉鈴蟲防治由單一的藥防變成了綜合治理。

正是在這種“國家的需要就是我的陣地”的信念支撐下，到中國農業科學院后他主持研究“河南南陽小麥吸漿蟲綜合防治示范”，再次獲得了1998 年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他的團隊承擔的“我國棉鈴蟲地理型組成及兼性遷飛規律”獲得了1999 年農業部科技進步一等獎、2007 年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八五”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農作物主要病蟲害、農田草鼠害綜合防治技術研究”課題，獲得了突出貢獻榮譽證書和1999 年農業部科技進步一等獎。此外，他還把分子生物學、蛋白組學、生物化學等學科的先進理論技術應用于農業防蟲研究，追蹤國際先進科技前沿，取得了這一領域開拓性的進展。他總是身體力行，帶領年輕人去創新，“咱也濕濕腳”是他介入新學科、新領域時的一句口頭禪。

在郭予元身上，還有許多令人難忘的品格。各種科研成果報獎，作為主要貢獻者，他往往都會提出各種理由把自己往后排，凡有合作人的獎項，他多數不是第一完成人。他說：“能把大家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同心協力取得成績又推出新人，比給我幾個第一都值。”

他當院士后，沒有住到為院士安排的高知樓里，而是和大家一樣住到了離單位有15 公里之遠的小區，所里考慮他年紀大了，要為他配備專車接送，可他堅持乘公交車上下班，直到所里開通了班車，他才和大家一起坐班車。

在所里，連他的學生都說他“節約”。比如陰天下雨光線暗，為了節電辦公室里也不肯開燈；炎熱的夏天，也盡量少開空調；吃穿都很簡單，但他也有大方的時候，比如向災區捐款一出手就是萬八千元，平時資助貧困學生和有困難的人更是難以計數。 他最愛說的一句格言是“贏得好射手的美名并非由于他的弓箭，而是由于他的目標”。他不為名利地位誘惑所動，面對壓力愈挫愈強，都得益于50 多年前給自己定下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改變祖國農業落后面貌而奮斗的目標。    這就是郭予元，一個中國農業科學家的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