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繼增同志于1970年參加工作，197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79年考入中國農科院研究生院攻讀碩士研究生，1982年到中國農科院作物品種資源研究所（后改稱作物科學研究所）工作至今。他熱愛祖國、熱愛黨，心系農業、情系農民，熱愛作物品種資源研究事業，創造出了一流業績。他作為主持人或主要完成人所完成的科研成果先后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1項（集體獎），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1項，農業部科技進步二等獎1項，三等獎2項；他先后發表論文80余篇，曾獲國家“五一”獎章、“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全國先進農業科技工作者”、“農業部優秀共產黨員”等榮譽稱號。
賈繼增同志是中國農科院作物科學研究所的一名共產黨員、研究員、博士生導師、“973”（國家重點基礎發展規劃項目）首席科學家。
一
賈繼增同志是從事作物種質資源研究工作的。
種質資源研究是作物育種與其他相關學科的基礎。在這一領域，他很快了解到，我國有豐富的作物基因資源，僅建在農科院的國家種質庫就保存有33萬份，居世界第一位。但是，隨著全球化趨勢的發展，這一優勢面臨的挑戰與機遇并存。在高科技領域，“星球大戰”廣為人知，而許多人不知道的“基因大戰”也已悄然而至。許多重要的優良基因存在于種質資源之中。然而，目前種質資源是沒有知識產權的，只有從中發現的基因進行專利登記后才能獲得知識產權保護。賈先生深知，世界范圍內的基因競爭是十分激烈的，發達國家及一些大的跨國公司依靠其雄厚的經濟實力與先進的技術，正加緊從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種質資源中鑒定與克隆基因，然后將其轉變為他們手中的專利，高價賣給發展中國家，甚至以此來卡我們的脖子。
他認為，種質資源工作者應該重點進行種質資源新基因的發掘與種質創新。為此，近年來在各級領導的支持下，他和老師、同事、同行先后進行了“國家重大科學工程”、“973”、“863”、“小麥功能基因組”等國家重大、重點科研項目的申請。由他和張啟發院士任首席科學家的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規劃項目（973項目）“農作物核心種質構建、重要新基因發掘與有效利用研究”，通過5年的努力，已經構建了水稻、小麥和大豆三大作物的核心種質，初步發現了我國三大作物種質資源遺傳多樣性的分布規律，對于這三大作物的遺傳育種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從1992年開始，他就忙著籌建我國第一個作物種質資源分子生物學實驗室，開啟了基因資源學的研究工作。正是由于他和他的老師董玉琛院士及同事們的努力工作，1996年，農業部批準了作物種質資源與生物技術重點實驗室項目；2003年，在國家發改委、財政部、科技部、農業部的大力支持下，一個投資1.4億元的國家重大科學工程——裝備水平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的國家實驗室建成并投入使用。據農業部相關負責人介紹，這是建國以來我國農業領域第一個重大科學工程。這一成就對于提升我國作物基因資源研究與開發的水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近10多年來，在我國的種質資源研究方面，他開拓出了基于基因組學的種質資源研究新領域，并得到了國際同行的認可；構建了高效發掘新基因的技術體系，發現了一批重要的新基因；創立了高效的種質創新技術路線，創造出一大批優異新種質，比如，他們培育的抗白粉病優異新種質可在較長的時間解決我國小麥白粉病抗源缺乏的問題；開發出一批小麥新型分子標記，結束了我國小麥分子標記依靠國外的被動局面；獲得了近萬條小麥全長cDNA（基因的主要部分），使中國成為目前世界上獲得小麥全長cDNA最多的國家。
二
這位心系農業、情系農民，熱愛作物品種資源研究事業的農業科學家，1945年8月出生于河南省偃師縣農村。青少年時期，由于家里生活很艱難，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他吃過樹皮、樹葉，經受了艱苦環境的磨練。但象許多同齡人一樣，他從小就經受著愛國、愛民的教育，古代的諸葛亮、文天祥、岳飛，現代的董存瑞、雷鋒、焦裕祿是他的學習楷模。
中學時代，他就立志學習農業科學技術，用科學技術改變農村的落后面貌。1965年，他的3張高考志愿表填寫的全是農業院校，后來如愿以償地考進第一志愿—北京農業大學農學系。但他入學不到一年就開始了“文化大革命”，1970年畢業后分配到陜西商洛一個山區中學當教師。那里條件十分艱苦，但憑著對農業科研的興趣與愛好，他開始了自己的初級農業實驗研究，小麥雜交育種、栽培實驗，制作發酵飼料，什么都做，當時曾因此被評為縣、地區的先進教師，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四人幫”粉碎后，恢復了高考與研究生制度。1979年，他考入中國農科院研究生院攻讀碩士學位，在我國著名的小麥品種資源專家董玉琛、丁壽康研究員指導下從事小麥品種資源研究，正式走上了農業科研的道路。
有人說，他的生活和學術道路是一帆風順的，可是只有他最清楚自己許多不盡如人意的事情。1992年，47歲的賈繼增主持863項目時還是助理研究員職稱，這在當時全國都是少見的。他也曾為此苦惱過，但他勸慰自己，科研是大事，其他的都是小事；一個人的能力有限，應首先把大事做好，不要因小失大，大事做好了，對人民、對自己都有好處。
參加工作幾十年來，他一直是抓緊時間，勤奮工作。有人問他，你這樣拼命工作累不累。他說，也累，也不累——苦中有樂，樂在其中。但對于工作與生活的關系，他多年來苦惱的是自古忠孝難兩全。
采訪賈老師的時候已經臨近春節了。他說，他的父母親去世早，岳父、岳母現在都是80多歲的人了，近10年來他僅去看過他們1次，今年春節又不能去看望二老，由愛人和兒女代看望。因為一篇文章已拖了半年，必須盡快完成，不然國外搶先發表，就可能前功盡棄。由于整天忙于工作，家里的事他很少管。他的兩個孩子都是他愛人一個人帶大的。他愛人操持家中大小事物，至今他老家有事來人也都是直接找他愛人而不找他。他動情地說，這么多年來自己欠下的情分太多了，欠父母的、親戚的、同學的、同事的、朋友的。這些他都記在心里，有些他已無法償還，有些等退休后還有機會償還，對祖國和親人，更多的只有以工作來償還……
三
熟悉他的人都說，他是嚴謹的科學家，也是一個率真的性情中人，常會做出令一般人意外的事情。而在實際工作中，他的率真和執著正是他取得卓越成就的源動力之一。
早在1985年，國家七五計劃開始的時候，當時種質資源攻關項目沒有將優異種質資源列入其中，他了解到這一情況后憂心忡忡：這樣重要的項目為什么沒列上？當時賈繼增是碩士剛畢業，血氣正旺，就寫了立項建議書，找所長、院長“理論”，院里說這是農業部定的，他就到農業部與相關領導理直氣壯地“理論”，當時的那位領導感到很突然，并批評他說不該為這件小事找領導。賈繼增覺得自己是為了國家的科研事業，又不是為個人的事情，所以就委屈地哭了，那位領導見到這種情況，就放緩了口氣，聽他講完，并收下了項目建議書。后來這個項目得到了資助。當然，這個結果與他找領導“理論”是否有關，不得而知。但他從國家科研實際的需要出發，以科研任務為己任的精神和氣質一直在影響著他的同事和學生。
1986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被派到墨西哥的國際小麥玉米中心進修3個月。可是，沒到3個月，安排的進修就結束了。由于正值5月初，是北京小麥做雜交的季節，他惦記著家里的實驗，就提前一個月回國了。當時中國人對國外的好奇心遠比現在要強烈，許多人出國總是要盡可能多待一些時間。他回來后，所領導見到他很意外，得知情況后高興地說：“派你這樣的人出國真讓人放心！”
1990年，他在《Biotechnology（生物技術）》雜志上看到美國康耐爾大學一位學者發表的介紹分子標記技術的文章，敏銳地意識到這項技術將對未來的作物種質資源與作物遺傳育種研究產生深遠影響。就在這時，所里有一個美國洛氏基金會資助的出國進修名額，并把這個名額給了他。當時，單位準備派他去美國，但他考慮到自己是搞小麥種質資源的，而當時英國劍橋實驗室在小麥分子標記技術方面的研究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因此他提出要么去該實驗室進修，要么就放棄出國。后來他如愿到劍橋實驗室進修時，該實驗室給他的工作是繪制小麥第6部分同源群連鎖圖。這是一個人一年的工作量，但他在一年的時間內除了完成這一項目外，還完成了抗白粉病基因的分子標記及從國內帶去的小麥外緣染色體鑒定兩項科研項目，工作量比兩個人正常的工作量還多。他每天9點上班一直工作到晚上9點或10點，有時甚至工作到第二天凌晨3點。周末和節假日除了去商店采購一周的食品外，其余時間都是在實驗室度過的。實驗室的一些外國人常開玩笑說：“你們中國人是每天工作24小時，每周工作7天，每年工作365天。”
1992年，一年多的進修時間結束了。當時他有三種選擇：回國、轉讀博士學位、應聘到國外其他單位工作。那個時候，分子標記在國際上正熱，招聘此類人才的廣告隨處可見，有了英國劍橋實驗室的工作經歷，有該實驗室主任的推薦信，在當時找工作是很容易的，但他知道國家的科研項目正需要他的歸來，就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回國。
那個時期，別人回國時常常是為家庭帶回國內稀缺的電器產品，而他帶回的卻是科研和實驗用的東西。1992年5月，他帶著沉重的行李箱從英國回來，里面裝的都是文獻資料，還有一個大干冰盒，里邊裝滿了做實驗用的各種試劑藥品。因為有了這些之后，回國后就可立即開展實驗。之后他又多次出國，每次回來都帶回大批的試劑、藥品、甚至儀器，這些藥品有些是國外贈送的，有些是從國外購買的。幾年來，他帶回來的儀器、藥品就為實驗室節省了十余萬元開支。
別人因此褒獎他是放棄國外優越條件報效祖國，他說“報效祖國”是我國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而他只是做了自己最應該做的事情。他談到1998年他到美國哈佛大學參觀時，遠遠望見在美麗的草坪上矗立著一尊我國特有風格的鼉龍紀念碑，在西方風格的建筑群中十分突兀
